60岁以上的老一辈考虑的是，没人种地了，以后吃什么？与之相反，村里的年轻人却想着，种地能挣几个钱？他们向往外出打工，向往大城市的夜宵摊，以及随处可见的商店。

在广东打了半年工，老安还是决定回老家种田，因为吃自家粮食的感觉让他觉得心安。

老安的儿子可没这么考虑，他想的是出去赚更多的钱，然后回家建一栋房子。

在我的老家，老安只有一个，而和老安儿子相似的年轻人，俯拾即是。

和老安一样，我76岁的祖父也时常会陷入焦虑：地都没人种了，以后吃什么？

76岁的祖父的故事

为了车能开到家门口，花16000元换来了旱地

腊月二十八日，湖南省武冈市龙溪铺镇塘元村，一个家庭会议在堂屋召开。

会议地点在我家。祖父、父亲还有叔父等一大家子围成圆形，看起来颇为正式。

与其说是家庭会议，不如说是“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对象，正是我76岁的祖父。

“要不是听了你的意见，车早就可以开到屋门口了。”父亲说。

“算了算了，老一辈思想不同。”叔父出来打圆场。

让父亲和叔父耿耿于怀的，是一段不足百米的土路。它横亘在老家的房子和水泥马路之间18年。每年外出打工，总能看到公交车候车点对面“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路，成了父亲的心结。

受益于“公路村村通”，水泥马路将老家的农户和山外的世界串联在一起，而我家是村里极少数不通公路的家庭（不超过5户）之一。

实际上，1997年起老家房子时，修路曾提上议事日程。

不过，从村里主干道到我家要经过一片旱地，这块地属于另外一位村民。当时曾有一个方案，用家里最好的水田与其交换。

不论父亲和叔父如何劝说，祖父坚决不同意。“你们不要吃饭我还要吃饭。”这句话，让父亲和叔父无言以对。

时隔多年，祖父总结说，那时候觉得只要有地在，就不会饿死。

祖父的祖上曾经是一个大地主，据说，县城里一所邵阳市示范性中学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曾是祖上的地产。

曾祖父嗜赌，输光了家里几乎全部家产。在爷爷1岁那年，曾祖父暴毙而亡，于是，1953年，祖父只好跟随曾祖母到乡下定居。

现在的居住地是祖父的外婆家，“许”是这里的第一大姓，向氏则仅此一户。正因为如此，每年清明时，当大多数人返乡祭祖时，爷爷却要步行4公里，再乘车去县城扫墓。

这种家庭背景，加上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斗地主”，让爷爷对土地有着格外的情结。1983年村里分田到户，爷爷说他激动得睡不着觉。

时过境迁，眼看村里公路越来越宽，爷爷也有点着急。腊月二十八日的家庭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2015年一定要把公路修到家。

挡在中间的那一片旱地，如今属于村民“瘦鸭”，再拿水田进行交换，“瘦鸭”已经不同意了。

要想获得这片地，除非掏钱。在此时的村民观念里，土地已不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

经历了一次“涨价风波”，旱地最终以每亩5万元成交，不过，多年来崩塌的面积得补上，按这块地最初的面积计算价格。

当父亲将16000元现金交到“瘦鸭”手中时，爷爷很后悔，他说早知如此，他当初肯定会答应拿水田换旱地。

晚饭时，爷爷主动提出垫付修路所需费用，还让出部分水田来修路。一杯米酒下肚，爷爷对我说：“佳佳，明年春节回来，车就可以开到屋门口了。”

63岁的老安的故事

种粮大户外出打工半年，收入超过他种一年地

从2000年起，我的父母便外出打工，家里的土地很多时候都交给村民老安耕种。

老安今年63岁了，身高不足1.6米，即便是在正月初，他仍戴着一双带红花的袖套，仿佛随时准备下地干活。

老安种了一辈子地，算得上是村里的种粮大户，村民们因此愿意将地交给他耕种。2013年，他承包了10亩水田，还有若干旱地。

不过在去年，老安不种地了，他去了广东一家模具厂打模，月薪2800元。无奈身体吃不消，老安辞掉工作，又去了一家工厂做门卫，月薪1400元。

空闲时间多了，老安发现他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因为他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

去年农历九月，老安带着赚的16000多元回老家了，这笔钱，远远超过他和妻子2013年全年的收入。

2013年，老安收了大约6000斤稻谷，还有3000斤玉米。等到2014年决定去广东打工时，卖掉这些粮食却花了老安不少精力。

老安说，没有人愿意上门收购粮食。最后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平均每斤粮食降价1毛钱，才把它们全部卖掉。

粮食总共卖了12000元钱，扣掉1800元化肥费和1000元农药费，最后到手的只有9000多元。

去年，老安不再种地，我家的水田很多都抛荒了。祖父有时会站在门前的田埂上，看着那些抛荒的水田自顾叹息：“多好的水田，可惜！可惜！”

一位在乡镇当党委书记的远房表哥告诉我，他所在的乡镇，农田抛荒率在10%左右。

或许是这个原因，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村里流传着一个说法，2015年凡是抛荒的土地，要对户主进行罚款，严重的还要收回承包地。

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无从考证，祖父很肯定地说，这是镇政府的决策，通过村干部传到村民耳朵里的，不会有假。

叔父对此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罚款肯定不会交，农地反正是国家的，大不了收回去。

父亲却认为，政府要想罚款肯定有办法，每年粮食直补款不就掌握在政府手里么？

抛荒就罚款甚至收回农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表哥看来，这不过是用来吓唬老百姓、减少农地抛荒的一个办法，因为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是30年，政府不会制定一个超越法律的政策，“退一步说，即便土地收回来又能怎么办？还不是继续抛荒。”

20岁的阿俊的故事

我问他以后会不会回乡种地，他反问我，你会吗

即便在广东赚钱多，到了2015年，老安决定不再外出打工。“舍不得家里的田。”他说。

正月初四早上，为了是否继续出去打工的问题，老安与儿子产生了分歧。

老安的想法是，2015年不再承包别人的土地，种好自己的4亩多水田，偶尔打点零工就可以了。在他看来，外面买来的稻米不如自己种的好，“放多少水我都摸不准，如果自己种了粮食，吃完了去粮仓里拿就是。”

这种感觉让老安觉得踏实。儿子却不这么认为，他对老安说：“你去年半年的收入，相当于在家里一年了吧？”

老安说：“收入是相当，但我不想去了。我是农民，生活还是稻谷加稻草。”

老安的儿子现年已满三十，至今未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如今已是广东某个工厂里的班长。我问他以后会不会回来种地，他一边躺在床上摆弄着苹果手机，一边反问我：“你还会回来种地吗？”

这样的情况让老安有些忧虑，等他丧失劳动能力时，谁来种地？

不过，他也相信：“20年后肯定有变化。”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表弟阿俊：“20年后，你会回来种地吗？”

阿俊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他甚至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

年仅20岁的阿俊，如今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是对他来说，手机似乎比儿子更有吸引力。很多时候，他喜欢登录QQ，那里有一长串在广东打工认识的朋友；或者玩游戏，他曾经花了数月工资买回一台台式电脑，也曾将高中课本当做废纸卖掉去网吧玩通宵。

城市生活对阿俊充满着诱惑，在儿子出世前，他会带着大肚妻子上街闲逛，哪怕什么都不买。生日那天，他掏了600多元请兄弟们在夜宵摊上“撮了一顿”，要知道，这笔钱几乎占了他月收入的四分之一。

打工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过年回家，工厂还要扣下一个月工资，即便如此，阿俊还是愿意继续外出打工，那里有夜宵摊，有骑摩托车带他飞奔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工厂周围林立的商店，可以为他的手机提供免费的WiFi。

“种地？种地能挣几个钱？”阿俊反问。2015年，等儿子满月，他就会带着妻子一起去广东。

潇湘晨报记者 向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