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们的创作道路如何交接？

当代文坛正在历经创作队伍的更替，这是岁月自然推动的结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历时三十几年的当代文坛主要是由两拨队伍与阵营完成交接传承与替代的，他们是老一辈作家群与“新生代”作家群。老一辈作家群包括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包括贴近泥土自学成才的农民作家，其中右派作家包括王蒙、牛汉、丁玲等，知青作家更为众多且璀璨，包括梁晓声、韩少功、毕淑敏、张抗抗、史铁生、铁凝等， 农民作家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新生代”作家主要是指60后、70后甚至80后，包括余华、格非、苏童、毕飞宇、迟子建、王跃文、韩寒等。老一辈作家们主宰文坛数十年，八十年代思潮迭涌的文学灿烂，九十年代的转型与坚守，他们都是主力军与精英大家，就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之时，他们依然能捧奉佳作，以证明他们的在场与不老。王蒙《这边风景》的再度确认，让人感觉知青作家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激活历史。但随着他们的老去与相继离世，文学的使命与火炬得靠新生代领接。这两拨作家群的身世经历与所受教养是截然不同的。老一辈作家们与政治、与社会大事件，当然也与土地，有着更为紧密的主流式的联系，他们的创作与自身的经历有着写实而非虚构的关系，而新生代系统的接受了高等教育，也就是西方创作经验与理念已经先于个体经历占据创作范畴，更多是靠观察、想象、虚构，在写作世界里奉献着“知觉主体”的记录，而非“经验主体”的报告。

以孤篇撼动文坛的农民作家陈忠实，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之上，骨子里有一种深刻的“脱农”情结，抽雪茄就是为了与当地农民抽旱烟的习惯区别开来，表明自己跟他们不一样，靠写作终于将土地交还给了公家，成了靠写作谋生的城里人与职业作家。年近奔五的年纪，突然感到生命大限将近，而自己空有一腔文学春梦而未实现，不禁惶惶然，乃下大决心，拼老命，闭关写作一年，整整修改两年，端出一部《白鹿原》，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如果不成功的话，就自行了断这从十六岁就开始的文学梦，回乡养鸡去。可见，写作《白鹿原》，陈忠实是带着生命的紧迫感与强烈的功名入世之心，来拼的，其份量也如他所愿，成为了“垫棺作枕”之作。作家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这份尊重与价值实现以及值得后人尊重与价值认同的凭据。相比之下，乡下与土地，是他最后的皈依与滞留。《接通文脉》一文，叙写的就是身为作家的他脱离了农民的身份，间或“体验”的耕种生活以及这种体验对创作者身心的接通与滋养，试想一个没有解决农村户口的陈忠实，为了生存在土地上劳作，接通的还会是文脉吗？所以当《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同为农民出身的作家贾平凹的一席话，深得作家的机心与悲怆，他说，“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奖，就《白鹿原》而言，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从而使生存的空间得以扩大。”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新写实派、意识流、寻根主义、先锋派，一路繁华摇曳，但其主旨无不是为了写出中华这个民族的灵魂，写出中华民族在土地上的生存与生命，差异仅仅在于艺术形式的不同。陈忠实是做到了。陈忠实们开辟的现实主义必须发展，土地书写必须继续。现代人也在重新寻找与土地的关系，利用闲暇刨刨土、种种菜，对于写作中人来说，更多是户外徒步，社团采风或境外旅行，将身体与心灵一同踩在大地上，在书斋之外，“过客”式的游览一番，哪里能像陈忠实那样，“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种乡土情结与刻骨记忆就像乌鸡一样，是“乌到骨头里去了的”（莫言语），对于生养的土地，是爱之深切，恨也深切的，为读者呈现了丰富多采的、如其所是的场景与情怀。而现代人是打马走过，停留于视觉扫描与景点奇观，难以往深处挺进。于是，一个问题便自然像春苗一样冒出土来：陈忠实们的创作道路如何交接？现实主义如何发展？土地上的文学如何持续？对于文学接班人来说，面对陈忠实老作家的离世，这才是真正的追悼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