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贺捷生

载 | 人民日报2016年8月3日第24版-大地副刊

人老了珍惜亲情，犹如寒冬到来珍惜阳光。这种感觉在我进入垂暮之年，身体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时越来越强烈。

我想四哥也一样。父辈们健在的时候，有他们的荣耀和恩威庇护着，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见面时亲如手足，但那时并不觉得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后来不同了，父辈们陆续离世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也成了父辈。到这时才发现，做父辈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轻松。因为当你开始成为父辈时，你也老了，生命开始枯萎和凋谢。伴随而来的是孤独，冷清，渐渐被人遗忘；身体也如被洪水围困的堤坝，不断出现险情。时下流行抱团取暖一说，依我的看法，这种现象更多反映了老人的渴求。就像多年未曾出川的四哥，近些年就经常传来信息，说捷妹，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想不想回成都看看？有意思的是，他7岁参军，9岁参加长征，经历过枪林弹雨，虽然官没有当多大，但仍不失铁血情怀；到老了，如同变了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儿女情长，文绉绉的，像个知识分子。

去年开春，四哥在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国荣来北京出差，特意到家里来看我。临别时，忽然认真地对我说，姑姑，是爸爸要我来看你的。他说他马上90岁了，没多长时间好活了，这辈子还想再见到你。

听见这话，我的心里一阵战栗：可不是吗？岁月无情，1935年11月跟随我父亲贺龙从故乡湖南桑植刘家坪长征，十四年后进军大西南时，又被他带到四川的那些亲人，比如跟随父亲两把菜刀闹革命和南昌起义的贺勋成爷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的贺文岱堂叔，还有在红二、六军团战斗剧社拉二胡的我小姑贺满姑的大儿子向楚生，以及在红二、六军团警卫连当警卫员的我二姑贺戊妹的儿子萧庆云等几个红军哥哥，都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长征时只有9岁的四哥向轩了，可他也到了风雨飘摇的年纪。

说话间清明节到了，听说四哥住院了，而我刚好要去成都看望一个身患重病的亲戚，同时给我父亲的爱将、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扫墓，想到还能看看他，于是千里迢迢，我踏上了去蓉城的旅途。

到了成都，堂叔贺文岱的女儿贺南南、贺锦南、贺蓉南，父亲的爱将贺炳炎之子贺雷生、贺陵生等红二代，还有许多我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红三代，早聚在一起迎接我，个个笑逐颜开。

去军区总医院看四哥那天，我悄然而至，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也没有跟医院打招呼，甚至忘了他正经使用的名字。因为在我们家族中，提起他，从来不用真名实姓，而是直呼他简陋粗糙得上不了台面的绰号。在护士站查阅他的病房，我描述了半天，说来看望一个老红军，他姓向，向前进的向，值班护士才如梦初醒，说你们是来看望向轩老首长的吧？他住在走廊最里面那个套间，刚看见他下楼遛弯去了。

快90岁的人住院，还能下楼遛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突然从住院部大楼下的花坛边被叫回来，看见我坐他的病房里，四哥有些蒙，有些不知所措，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几年不见，我发现他老多了，圆溜溜的脑袋上长出一块块老年斑，油亮的额头上冒出一片细密的汗珠。坐下后，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抖。看得出，对于我的到来，他是高兴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我没有叫他四哥，他也没有叫我捷妹，当面我们都没有这种习惯。相隔两三米远，因陪同我的人和陪护他的人都是转着弯的亲戚，见面相互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我和他反倒被晾在一边。而且他耳朵背，别人说什么他都当同他说话，不时含含糊糊地应和着。这期间，我看见他不时偏过头来看我，对着我笑，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像执意要从我的目光里，我的身上，找回我的过去和他的过去。

朋友们可能沉不住气了：我为什么叫他四哥？他为什么7岁参加红军，9岁参加长征？这诸多的疑问，我知道，我必须做交代了。

是这样：他是我父亲的亲妹妹——我牺牲的小姑贺满姑的儿子。相信湘西的人都听说过，当年在我们的故乡桑植洪家关，面对各种各样的黑势力、恶势力，不仅我父亲贺龙，而且在他之前和之后的整个贺氏家族，有一个算一个，都充满血性，嫉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不共戴天，从不怕被赶尽杀绝，亡命天涯。比父亲小12岁的贺满姑当然也是这样一个人。我父亲跟定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后，为防止反动派疯狂报复，她跟着比她还强势的我大姑贺英，取出北伐时我父亲从武汉捎给他们的枪，上了桑植鱼鳞寨。我父亲1927年冬天又一次回到湘西拉队伍，她们帮着他征兵筹粮，看家护院，俨然把父亲创建的红四军当成贺家的子弟兵。可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向生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凡事都由她出面并担当。她的两个大些的儿子向楚生、向楚明，早年被我父亲送到上海保护起来，后来回到湘西当了红军。家里还有三个较小的，三儿子向楚才只有5岁，四儿子向楚汉只有3岁，五女儿生下来八个月，名字还没有取，家人叫她“门丫头”。上了鱼鳞寨后，她把三个孩子变换着交给不同村落的亲友看管，时常下山来看他们，和他们同床共枕地住几天，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1928年5月，我父亲率领部队在石首、监利一带作战，面对白军的猖狂反扑，贺满姑带着三个孩子转移到邻县永顺周家峪一个叫段家台的村子里，桃子溪团防头子张恒如打听到后，立刻派兵包围他们藏身的地方。经过激烈抵抗，双手挥枪的贺满姑子弹打光了，连同三个孩子一起被抓走了。团防把她和三个孩子押回桑植，交给了驻桑植省军处置。被我父亲和贺家人逼得急红了眼的敌人，不放过这个炫耀功绩的机会，一面大肆宣扬逮住了共匪头子贺龙的亲妹妹，一面用尽酷刑，逼迫贺满姑引诱大姐贺英带领队伍下山。满姑宁死不屈，在三个孩子被贺英通过堂嫂陈桂如用重金赎出去后，不惜上断头台。

贺满姑死得很惨，是被凌迟而死的，这种死法在民国早已绝迹了。桑植县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贺满姑被凌迟的照片，其中一幅定格在她的双乳和大腿上的肌肉被割去的瞬间，惨不忍睹。我在电脑上查阅资料，无意中发现有人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网上。

贺满姑牺牲后，贺英接回她的三个孩子，把最结实又最淘气的向楚汉放在自己身边。贺英没有后代，3岁的贺楚汉在失去母亲的怀抱后，投入大姨的怀抱，失声叫她妈妈，贺英紧紧把他搂在怀里。

向楚汉就是几十年后坐在我面前的向轩，我没问过他什么时候改的名字，为什么改名字。可我知道，他还在他满姑肚子里的时候，就随母亲打游击，风餐露宿，出生入死；3岁时，敢抽出母亲腰里的枪，由满姑手把手教射击。因为在满姑四个儿子中他最小，所以我们都叫他四哥；又因为他小时候胆大过人，调皮捣蛋，常有出格行为，湖南人又爱又恨地称这种孩子为痞子。几年后，他来到我父亲身边时，我父亲觉得叫他的大名太生分了，随口叫他“四痞子”。

1933年，是湘鄂西斗争最残酷的年份。我父亲创建的红四军，在夏曦到来后的肃反中元气大伤，同时遭到敌人重重围困，被迫撤出湘鄂西，退到黔东南印江、沿河一带，重新开辟根据地。部队的番号也一改再改。父亲的部队离开后，大姑贺英的游击队也转移到湖北鹤峰太平镇一带的深山里。5月6日拂晓，在太平镇洞柘湾，因当地农会出了叛徒，游击队营地突然被敌人包围了，贺英和我二姑贺戊妹，贺戊妹的女儿肖盈盈、儿子萧庆云、女婿廖汉生，还有7岁的向轩等亲人，都处在危险中。敌人发现了贺英的身影，无数支枪对着她和向轩所在的屋子猛烈射击，子弹像瓢泼大雨，密不透风。贺英多年带兵，是名震湘西的神枪手，双手出枪比贺满姑还快。她以窗台为掩体，毅然掩护队员们突围，敌人久久攻不进那栋房子。战斗到弹尽粮绝，贺英腿部中一枪，腹部中两枪，因为其中一颗是炸子，她的下腹部被炸得血肉横飞，鲜血奔涌。贺英自知生命走到了尽头，在敌人扑上来之前，忍痛把流出来的肠子塞回破烂的肚子里，然后解下长年系在腰里的小包袱，递给向楚汉，里面有两个戒指、五块银元、一把小手枪，让他翻过后窗，从后山的小路追赶廖汉生、萧庆云等游击队的大哥哥、大姐姐。7岁的孩子意识到失去了妈妈，又要失去大姨，边跑边哭，贺英冲着他的背影喊：四佬，莫哭，快去找红军，找你大舅……

这天大姑贺英牺牲了，二姑贺戊妹因打摆子，脚下无力，跑不动，也被敌人追上杀害了，然后割下两姐妹的脑袋，挂在桑植城门示众。

现在的孩子难以想象，长到7岁的向轩，已经看到了如此血腥和惨烈的杀戮，经历了如此悲壮的生离死别。从洞柘湾迸溅的血光中逃出来的那个日子，从此成了四哥履历上参加革命的日子。现在的孩子同样难以想象，一个7岁的孩子从枪林弹雨中跑出来，伤痕累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枪伤还是沿路跌跌爬爬的损伤，但最终，他真找到了他的大舅、我的父亲贺龙，而且是在贵州边地的大山里找到的，而且我父亲居无定所，不是在战斗就是在跋涉中。打开地图看看吧，从湖北鹤峰到黔东，中间隔着好几个县，那得翻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水！

妹妹贺满姑的死让我父亲痛心疾首，现在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又战死了，他只能仰天长叹。但他选择了共产党，并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方红军的统帅，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咽下这枚难以下咽的苦果。此时，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和妹妹贺满姑留下的向轩，一个又淘又倔，当时只有7岁的孩子，放在司令部警卫连，做他身边的一个勤务兵。父亲想，他的亲人被反动派杀得太多了，绝不能让他们对孩子斩草除根。当时还叫向楚汉的向轩不听话，又淘又倔，父亲决定亲自管教他，不然对不起三个牺牲的亲姐妹。

向轩最崇拜我父亲，也最怕我父亲。到了我父亲身边，加上部队纪律的约束，他开始慢慢学习做一个红军战士。1934年10月，我父亲率领几天后由红三军改编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与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之后，带领这支由中央决定改番号为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杀回湘西，展开中革军委在长征路上为他们命名的“湘西攻势”。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比中央红军整整晚一年，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当时我才生下来十八天，尚在襁褓里，父母把我放在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带我走上这条伟大的征途。提到9岁的向轩，父亲对母亲说，把他继续放在警卫连，跟队伍一起走。还叮嘱母亲在照应我的同时，也照应他一下，得空教他识几个字。他虽然比较顽皮，但有一股蛮劲，过不了几年就是一个好兵。

母亲知道贺英三姐妹的死，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疼。他要带9岁的向轩去长征，是把三个姐妹给他留下的疼转移到这个孩子身上，于是对父亲说，应该把他带走，但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毕竟还是个孩子，长征过澧水、沅水、赤水河，穿越乌蒙山，横渡金沙江……战士们苦不堪言，他却一路蹦蹦跳跳，不觉得有多苦。当然沾了我父亲的光，部队为我准备了一匹小骡马，也给他弄来一匹。刚上路的时候，南方多田野和水洼地，他骑着那匹小骡马，随兴所至，时不时猛抽一鞭，马蹄踏起的泥水沿路溅了战士们一身。父亲得知此事，雷霆大怒，说那还了得，他小小年纪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把他的马收了。他拽着缰绳痛哭流涕，说大舅，饶我一回，我再也不敢了。

长征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日夜兼程，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力和生存能力。四哥凭着年龄小，故乡桑植的长辈多，经常游走在他们中间，蹭点吃的。当然，他打搅最多的，是我母亲。因为我那时太小了，许多叔叔阿姨都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给我省一口。他来了，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到十分难走的路段，比如爬雪山，过草地，他累了或饿得走不动了，我母亲背上背着我这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手上牵着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挪。三个人始终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到了宿营地，母亲除去做宣传工作，还要及时把我换下的衣服和尿片洗好烘干，要是他来了，就让他搭把手，抱着我在屋子里转几圈。

1936年10月，由红二、六军团改编的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同年12月在山城堡与胡宗南的部队打完最后一仗，移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成八路军第120师。到达陕北后，我母亲留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也留在延安。但这时，他已经是个颇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小大人了，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通讯员。

在延安，他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去给某机关送信，当地站岗放哨的儿童团拦住他，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他蛮劲儿上来了，说怎么着？不相信哥哥是队伍上的人？我不仅上过战场，还是红军出身呢！儿童团员们更不信了，说他吹牛，拦住刚好路过的毛泽东给他们评理。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你说你是红军，有什么证据？他说他参加了长征，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毛泽东非常惊奇，说你这么小就参加了长征？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红军，但谁能证明呢？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大舅和舅妈。毛泽东说，哦？你大舅是谁呀？他说：贺龙！毛泽东这时笑了，说你这犟伢子，是贺胡子家的人啊，现在我信了。

时间一晃过了八十年！当年跟随红军长征的我们这两个孩子，不知不觉，我年至八旬，他也将过90岁生日，都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在我父亲带到四川的亲人中，别说比我父亲还高一辈，在红二、六军团以最大年龄参加长征的贺勋成爷爷，还有我堂叔贺文岱，就连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几个哥哥，也就只剩下四哥向轩还活着。我很庆幸能在他的90岁生日到来前夕，来成都看望他，很庆幸他即使患病住院也无大碍。人间重晚晴，说什么他也是我哥哥，我仅剩的红军哥哥啊！

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寄来了孩子们给他过90岁生日的照片。那是一场别出心裁的聚会，赶来庆贺他生日的人，都穿着灰色的红军服，唱红军歌，跳红军舞，其乐融融。同样也穿着红军服的他，头戴随生日蛋糕送来的那种纸皇冠，笑得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