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

文|赵宗山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领土的时候，蒋介石不顾国家和民族危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观念，“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被迫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1934年7月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肩负着红军长征先遣队的重任，为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探索前进道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湘鄂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湘西攻势，转战大湘西“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减轻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压力。在反“围绕”斗争中，发动群众扩红，壮大革命队伍，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挥师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会师，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播下革命的种子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称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缩编成两个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领导班子兼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立即实施中共中央、中革委的战略意图：“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①策应和配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占大庸县城（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镇，至此，红军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三个县城及其广大地区。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开展，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根据中央的电示，11月26日，在大庸县城天主教堂成立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周玉珠等同志为省委委员，成立湘鄂川黔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军区政委。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省委、省军区、省革委机关，首先设在大庸县（今永定区）永定镇。12月10日迁往永顺县塔卧，再后来又迁至龙山县茨岩塘。

红二、六军团在党中央和湘鄂川黔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永顺一带地区历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即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在开展湘西攻势中，红二、六军团不仅攻克桃源，包围常德、威逼长沙，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而且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壮大，将从洗车河到溪口的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的二百四、五十里路的地区，纳入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使这一区域的四、五十万群众得到解放。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各项工作也已全面开展，真正成为了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我党在江南领导创建的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我党和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在湘鄂川黔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使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二、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把敌人多背点过来” ^②

红二、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在1934年11月25日关于“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部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的电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六军团的第49团、第53团和红二军团的第16团及随红六军团行动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大庸等根据地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51团继续发展湘西攻势。12月7日，袭沅陵未克，转向常德、桃源进攻。在此紧要关头，贺龙提出“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得到关向应、萧克的赞同。17日，在桃源浯溪河歼灭鄂军独立三十四旅罗启疆部主力后，乘胜攻占桃源县城，接着挥师奔袭常德，造成威逼长沙之势。

当时，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拿起大刀、长矛、木棍、铁叉一齐赶往常德，支援红军，攻打敌军。十万农军，震天动地。红二、六军团的攻势，使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惊恐万状，他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何键还致电湖北省主席徐源泉，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同时急令追堵中央红军的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等3个师兼程回援常德、桃源；令陈渠珍出大庸进攻红军。徐源泉与贺龙交锋多年，深知贺龙用兵如神，害怕红二、六军团突然攻向湖北，连忙部署第四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五十八师、新三旅、暂四旅等部队据守湘鄂边境。蒋介石除派第二十六师紧急驰援外，还命令追堵中央红军的李方杰、李韫珩两个纵队共4个师开到湘黔边境，防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

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实际情况，乘虚进攻常德、桃源，不仅歼灭了大量敌军，而且牵动了一大批追堵中央红军的敌军，减轻了在湘江之战中受到很大损失的中央红军的压力，实现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

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通道转兵，改变原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创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到川黔地区创立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依照中革军委20日的电令，先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并筹得大批物资，吸收了数千人参加红军。然后向西北转移，于26日占领慈利县城。1935年1月初，按中革军委指示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寻求有利战机。由于红二、六军团的主动出击，钳制了湘鄂川黔的大量守敌，使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得到暂时休整。同时对蒋介石调遣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敌军一时被阻在乌江的东西两岸。这样，为策应中央红军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带来了有利时机，并胜利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正确路线。

三、贯彻遵义会议精神  灵活机动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从此，红军开始有了新的转机。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发来极其重要的指示电，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电报还指出克敌制胜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鉴于形势严峻，中央在电报中还说：“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电报最后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及方针。”^③很明显，中央的电示，体现了遵义会议以后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既要力争就地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又给红二、六军团行动上的必要的主动权与灵活性。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向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展开讨论反“围剿”的军事行动问题。制定了“首先突破中央，而后转击两翼”的作战计划。1935年3月10日，红二、六军团主动撤离大庸。3月13日，陶广纵队、章亮基的第十六师一部和省保安团，由永顺王村向永顺县城进犯。14日，红军主力迎战高粱坪，先后各歼其一部。湖南省军阀、省政府主席何键之女婿、国民党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部于3月15日占领大庸县城，并继续向石堤溪推进；郭汝栋纵队经大庸县城西，欲从温塘等地渡过澧水，进击塔卧，张振汉部也到达龙山的茨岩塘，窥伺塔卧。这时，各路敌军对根据地中心区域形成了合围局势。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趋势，红二、六军团首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歼灭李觉纵队于大庸、后坪一线，然后凭澧水遏阻郭汝栋部于澧水东面。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桑植一线，消灭右翼陈耀汉纵队于大庸以北地区，然后相机转至永顺、石堤溪一带，打击左翼陶广部和西面的陈渠珍部。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粉碎敌人“围剿”。整个作战计划以打好鸡公垭这一仗，挫败国民党反动派李觉部的傲气与精锐为关键。

1935年3月20日，红二、六军团首长今17师50团扼守鸡公垭高地，将主力隐蔽在永定区后坪至永顺龙瓜关一带。

在鸡公垭设伏的红军火线从大岗一直辅到临澧水河的小山上，形成了一个大口袋。50团在阵地上守了一整天，敌却按兵不动。时值早春，气候寒冷，加上天雨，战士们衣服湿透，天黑时，50团仅留一个连坚守阵地，大部撤至后坪一带宿营。

李觉的搜索团于3月21日凌晨偷偷爬上鸡公垭，接火后，因敌我兵力悬殊，敌人于7时占领了高地，红军50团主力闻鸡公垭枪声大作，得知高地失守，火速奔赴鸡公垭。驻扎在龙爪关一带红军主力亦如潮水而至，投入战斗。

李觉获悉搜索团遭红军猛攻，急令部属55旅渡过浮桥，向鸡公垭救援，如此，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贺龙指挥部队，沿着小溪，一直冲到澧水河边的渡口，砍断敌人的浮桥。河里正涨洪水，桥上敌军纷纷落水，桥这边的敌军见退路已断，只得背水死战，敌我双方在二斗冲展开白刃格斗，死伤累累，血流成河，因敌人火力太猛，加之东西两侧高地有敌人机枪扫射，红军猛攻30余次，均未能成功，战斗持续一整天，我军伤亡重大，一路撤往永顺，一路撤往罗塔坪。

这次战斗打伤、淹死、俘虏敌人1000余人，红军伤亡500多人，50团政委贺志高、51团政委周志斌、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12团谭政委等人壮烈牺牲，红四师师长卢冬生腿部负伤。

鸡公垭战斗由于红50团关键时刻贻误战机，一场伏击战变成了攻坚战，但从战略上看，红军以一定的代价，完成阻击任务，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红军战士那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显示出红二、六军团的军威，这使敌人不敢轻易冒犯革命根据地，从而打破了敌人六路“围剿”的计划。

红军撤往罗塔坪后在黄土界一带布置“疑兵计”，将稻草扎成“军队”，用谷壳占燃烽火，敌军郭汝栋以为红军设有埋伏，因而不放冒进，令队伍在罗塔坪驻扎了20多天。当敌人发觉上当后，红军已在塔卧休整半个多月，接着取得了陈家河和桃子溪战斗的胜利。贺龙指挥红军主力在陈家河歼灭敌第一七二旅，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陈耀汉带着师部和第一七四旅两个团前来增缓，听到第一七二旅被歼，急忙后撤。敌人刚刚到达桃子溪，萧克、王震就带着红军冲进来了，贺龙带着后续部队也赶上来了。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两个团迅速被歼灭，陈耀汉纵队从此便在战场上消失了。1935年6月12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在忠堡设伏，活捉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贺龙亲自做张振汉的统战工作，使他归顺了红军，并在红军学校当了炮兵教员。8月3日，贺龙率部在板粟园设伏，此役全歼国民党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整团、1个特务营、击毙敌师长谢彬，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和大批弹药。战后，红二、六军团返回根据地。8月8日，又击溃了陶广纵队的10个团。

红二、六军团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斗争中，至1935年9月进行大小战斗30次，直接接触的敌军达86个团，其中76个团被击败；先后占领过7座县城，恢复和开辟了广大地区，成为这个时期江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战斗中共俘虏敌军8000余人，其中有纵队司令兼师长1名、师参谋长2名及师以下军官200余名；缴获枪炮1万余件，子弹120万发和大量物资。红二、六军团扩大了1倍以上，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组建了红十八师和红十一、十七团以及许多独立团、营和游击队。遵照遵义会议指示，两军团积极战斗，钳制敌军6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使其不能阻截围堵中央红军，还把正在进攻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敌军背到自己身边来，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5年10月8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由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权，指挥22个师外加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人，前来“围剿”红二、六军团。在根据地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认为，红二、六军团已经胜利完成钳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根据遵义会议精神，结合当时实际情况，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决策突围转移，准备长征。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进入大庸，强渡澧水，再过沅水，直插湘中，转战黔滇，踏上万里征程。

四、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④在这期间，朱德与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进行了一次谈话，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与中央决裂的整个过程。朱德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抗日，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张国焘拒不服从中央的指示精神，以总政委的名义成立新的“中央”，并让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改为北方局，朱德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张国焘的行动是分裂党分裂红军，是我党我军存在的极大隐患。^⑤在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贺龙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贺龙的话震慑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使他不敢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任弼时提出要采取一要斗争二要团结的策略，让他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党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取得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16年7月7日

注：①（《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1934年7月23日）

②《贺龙传》，出版人周五一，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2版，2011年12月第4次印刷，第100页

③《中国共产党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主编赵宗山，2008年11月第1版，第105页。

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北京第1版，第505页

⑤《王震传》，《王震传》编写组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4月第1版权，第53页（作者单位：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