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江苏、安徽、海南、湖北等地监狱，采访了十多名近两年落马的贪腐官员，剖析他们的贪腐路径，倾听他们痛心疾首的忏悔。

贪腐大都从“人情往来”开始

从昔日无比风光到如今囚于监舍，尽管贪腐官员罪行不同，但分析他们的贪腐路径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以吃请送礼的“人情往来”为“马甲”收受钱财，几乎是他们走向贪腐的第一步。

在南京监狱，记者见到了不久前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两个月的赵某某，他的头发已被剃光，身穿蓝色条纹监服，刚从缝纫机线上劳动下来。

案发前，赵某某在南京市某开发区负责渣土车运输管理，平日里和车队老板打交道多。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老板们都会奉上红包礼品。因为钱数不多，赵某某自认很正常。“每次也就几千块，跟那些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贪官比，总觉得我这算不上事。”

2006年～2013年，赵某某几乎每年节假日都收受钱财礼金，总计24万余元。“以前在职时，我一年各种收入加在一起也有20万元，实在太得不偿失了。”赵某某悔恨道，“如果以前像现在这样严格要求过节过年的人情往来，我可能就不会犯这事了。”

和赵某某一样，不少受贿官员没有把“小恩小贿”当回事。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在一份近万字的忏悔录中，他这样描述其任县长、县委书记期间的“送礼风”：“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基层干部们就会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到我办公室送钱，节前送不掉节后送，在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家里，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

毋保良说，送礼者是看中他手中的权力进行“感情投资”，而他则错误认为这是密切同事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必然途径，而且节日收礼也可以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有时发现某些干部节日期间没给自己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自己有意见，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了他，直到这个干部补上礼金后自己才放心。”

采访中，一些落马官员表示，近年来，办事要找人，找人要送礼，有了熟人好办事……这些风气和思想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着每个人，让人与人之间原本纯朴的同志关系出现了异化。遇到难事，小事请客吃饭，大事送钱送物，事就顺利办成了。这样，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慢慢从小节就变成了贪腐的大事。

亲朋好友情人老板齐上阵

不少入狱贪官谈道，以“人情往来”遮掩行贿受贿只是初级手段，寻找腐败利益的“代言人”，是不少人隐蔽贪腐的又一路径。

今年48岁的海南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曾是当地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的贪腐手段也更加令人惊叹。在2002年～2013年间，他多次以“借款”名义索贿，收受贿赂超1300余万元。他坦白，以他人名义圈地经营谋利是他的贪腐幌子。自2000年开始，他先后以三家公司名义承包了儋州、三亚等地的近2000亩土地，而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只有35元～60元，最高一处为500元，且租期都在30年以上。权晓辉表示，为了逃避监督，这三家公司他都是以其亲属名义注册。

不少落马贪官表示，他们寻找的利益代理人既有亲朋好友、也有情人和老板，不管是谁，都希望能达到掩人耳目逃避组织调查的目的。毋保良说，在收受大量钱财后他害怕出事，就想了一个自认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自己的弟弟开酱菜厂，把赃款投进去。“我弟弟开过多年大酒店，有些积累，以他名义办厂顺其自然，不会引起外界和组织上怀疑，同时还可以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一旦组织调查，可以说是弟弟的资产。”

因受贿29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某某坦言，“收钱的人不办事，办事的人不收钱”是一些腐败官员收受贿赂的“规矩”。他任太和县委书记时也依此行事，自己从未亲自收过钱，也没有和开发商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其情人却暗中接受开发商请托大肆敛财，利用他的权力为开发商在批地拆迁方面牟取利益，太和县一度出现“没有刘某某点头，谁也进不了太和的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局面。

腐败期权化突出

“不收正在服务对象的大额资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报。”这是安徽宿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宗元给自己定的“原则”。他告诉记者，他收受的所有大额钱款都来自于若干年前其帮过忙的企业，“当时认为这样做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像王宗元这样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却不急于捞取好处，反而寄希望于权力寻租“零存整取”实现腐败期权化的官员不在少数。湖北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据了解，他的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给部分铁矿、装修、汽车销售、纺织、农业公司充当“保护伞”，为企业违规办理行业证件，操纵招标、人事调动、企业改制重组等。

樊建国说，自己受贿中最大一笔超过400万元，是来自与其有20多年交情的企业老板。“我给他帮了很多忙，他要感谢我时，我跟他说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再给我花点、玩点。”

一些落马贪官表示，腐败期权化是应对反腐力度加大的新对策，这种做法形式隐蔽、时间较长、发现查处难。安徽宿州市原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巩志强早在2008年就因年龄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却因十年前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期权”腐败而锒铛入狱。原来，早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1997年参与国有企业宿州市自来水公司改制时，利用职权帮助企业负责人违规制定和审批了化国有控股为私人控股的改制方案，致使国有资产损失400余万元。

巩志强说，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便开始积极寻求“期权”变现。2009年，他找到当年帮助改制成功的企业负责人，要求购买其子公司下的一套商品房，后者将原销售价为238万元的别墅以1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他，使其变相违法所得数十万元。

樊建国等人表示，与“一事一收贿”的腐败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况下，不少腐败官员“反侦察”意识加强。这些期权变现有的是在官员退休后，以经商的名义“洗钱”，通过办企业将在职时约定的贿赂“洗白”，使之看起来合法化；有的则是在职时进行“权力投资”，等到退休或离职后，就来到自己曾为之谋利的企业，坐上之前约定好的交椅，拿取原来预约的“报酬”；还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权力资源，动用自己熟悉的关系网，为企业谋取利益，自己则放心笑纳在职时不敢拿的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