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请来打渔鼓的中年艺人，在生产队公屋里说唱那么几天。时间择在夏秋收获以后，都吃罢了晚饭，一盏大灯早早亮起来。看那艺人左手将渔鼓揽在胸前，中指以红绸挽着一支铮亮的铜钹；右手更不得闲，不但要托着渔鼓，梆梆敲着鼓面，同时中指食指间还夹着一块比骨牌略宽大的小竹板，时不时把那铜钹当地敲打一下，招徕人赶快来看。

大家团团围住，或坐或站，饶有兴味地瞅着打渔鼓的嘴脸，那张脸随着唱词表情富有变换。遇到插科打诨，男男女女便心神领会，一齐哑然失笑。唱本不外乎《薛仁贵征东》、《穆桂英跨帅》、《罗通扫北》，有时还会应景现编现卖，或恭维主家好年景，或宣讲计划生育政策好，借此多讨一块几毛喜钱。

这是近四十年前的小戏，每个生产队都不甘示弱，争先恐后破费点，娱乐那么三两天，苦中作乐图个新鲜。

唱大戏就要大队出面组织了，不但阵势大，动静也大。全村老少几乎倾巢出动，跟过节似的，皆兴高采烈地嚷嚷道，“走啊，看阳花柳去！”

阳花柳早就有，“各村花灯闹元宵，香扇翩翩手慢摇，日上东篱人未睡，歌声阵阵雪花飘。”这是见于清代的《竹枝词》，描述的据说就是阳花柳场景。

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贫瘠的乡村悄然就兴起一股演绎阳花柳的高潮。慈利岩泊渡、龙潭河、溪口、江垭等地都搭建起戏台班子，家乡蒋家坪也应运而生。也许是由乡里牵头，指定文化站某个曲艺爱好人士招兵买马，先在本土精心遴选男女角色，又经过数月吊嗓、压腿、排练等诸多辛苦环节，陆续便有《状元媒》、《杨八姐闯幽州》、《七仙女下凡》、《梁山泊与祝英台》等剧目面世，文戏武戏，悲剧喜剧自然都兼备。

节目一出来，于是各村争相发出邀请。当抢得先机的村庄，看过后反响不错，口口相传开来，就分外使人羡慕。

好多天后，期望已久的大戏，终于盼来了。不知道我的上辈，为何基于闹哄哄的戏台竟然如此着迷。或许是样板戏已然走到尽头，大家也都腻了烦了它的单调乏味。那时我年幼，不过随着父母一同去看热闹。

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大戏终于徐徐拉开帷幕。父辈们紧随着剧情悲喜交替。如果有滑稽的丑角亮相，一顶瓜皮小帽，粉敷白了两个眼眶，鼻翼红唇故意涂得艳艳的，一袭喜庆长褂，装束打扮就忍不住令人发笑，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三花脸”。

《梁山泊与祝英台》是一出苦情戏，饰演旦角的姑娘叫蒋美绒，唱功声情并茂，阳花柳拖长的“啊—啊—啊—啊”尾音，兼以优雅的二胡伴奏，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剧情演到高潮，或许入戏太深，只见她哽哽咽咽，一时水袖轻舒，一时掩面拭泪，最后竟哭花了妆容。台下观众目不转睛盯着她的身形转动，心软的女人便逗出了一把鼻涕一把清泪。

大队负责人适时就从人群中立起身，他带头高声呼道：“给蒋美绒奖励五块！”“好！好！好！”周围便有许多人呼和，并且不约而同拍起巴掌来，声震瓦宇。

那时蒋美绒不过十六七岁，描眉画眼，一身戏装扮相甜美，叠音唱腔更其婉转优雅，一时俘获了许多乡村平民百姓的心。在我的记忆里，阳花柳就时兴那么几年，给我最大的收获，似乎就只记住了蒋美绒的甜美模样。按辈分我应该称呼她为姑姑。但是不过昙花一现，她始终没有走出家乡更进一步，现在应该早做奶奶了吧。

岁月易逝，几十年光阴过去，我再无从领略到阳花柳。正月初八日，晚饭后顺着索溪水散步，走到溪步街，忽然便听到久违的锣鼓声，深藏的记忆便如枯木逢春一般即刻苏醒过来。天气尚好，虽已向晚，夜色还没有完全沉下去，百丈峡巍峨的轮廓还遥然可见。于是跃过河中跳岩，追逐着锣鼓声寻去。

索溪峪原是偏远的陬隅，阳花柳在县城就近大乡镇时兴之时，竟一如蒲公英的种子，也飞来这里落地生根。一处小巧的戏台展现在眼前，身着红戏绿服的男女，一面在台上云袖曼舞，一面“啊—啊—啊—啊”地唱着。戏台班子就搭在社区的门口，台前几个老人锣鼓伴奏。面前或坐或站着二三十个观众，其中固然以上了年级的老人居多，但也有年轻人前来捧场。又因为面前是马路，由铿锵的锣鼓声所吸引，过身的游客偶尔也凑来看稀奇。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已演绎为民族狂欢，在张家界已是一出约定俗成的大戏，影响日隆。除开舞龙灯、花灯游街等各色本土节目外，照例也上演阳花柳，场面台子自然更为阔绰。不但是本地人痴迷，迫不及待地一年等一回，更有外国人也不远万里前来光顾。

边城赶尸、桑植民歌、爬楼相亲等极富湘西浓郁风味的小戏，借助现代声光手段得以复活，重新焕发新生。说唱渔鼓艺术却已多年未见，悄无声息地消失，仿佛已失去生命力。